【特报】何以“Fin”忧,唯有“Tech”

来源:cfoworld 作者:本刊记者 黄鑫雨 日期:2017-09-07 编辑:admin       发送给好友     打印     收藏    返回首页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等一系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开启了金融科技——Fintech时代的来临,这无疑为金融行业和科技行业带来全新的挑战与机遇。
 
 
线上化的风险管理是互联网交易型银行的关键能力之一,而现阶段国内多数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对大数据风控技术的应用尚不成熟。在这场“新金融+新技术”交织的洪潮中,无论有谁掉队,也改变不了大势到来的轨迹。
 
文/本刊记者 黄鑫雨
 
“创新、颠覆、谨慎、弱势……”
 
这组让人产生对比感觉的词汇,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一篇题为《蚂蚁金服是一部活的金融发展史》的序言,这是他向身边朋友随机做了调查后听到的对蚂蚁金服的第一反应。
 
如果说一千个人的心目中,会有一千个蚂蚁金服,那么,对于动态成长且风波不断的中国Fintech(金融科技)企业来说,确实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汇来界定。
 
说他们创新,无现金城市在中国如今已遍地开花;支付、借贷在这个信用体系仍不发达的国度里,成为每个人手机中一键操作的APP;无人超市和新零售的新业态成为继共享单车之后的新风口,而无论两者是谁,都不能忽视新金融内嵌其中的支撑作用。
 
说他们弱势,7月中旬一条大意为“监管部门要整治陆金所,在平台投资的尽快全部退出”的负面信息在网络无厘头似地疯传,差点让这家估值过千亿元的Fintech巨头陷入挤兑狂潮的万劫不复之地。而几天之后,腾讯理财通、京东金融以及苏宁金融等大型Fintech平台也紧急下架自家与各地金交所合作的相关产品。
 
微信红包风声水起时曾经有一个非常“内部”的段子,某位民生银行高管在耳红酒酣之际对友人说“它不过就是一个转账业务,你信不信我们分分钟就能把它灭了”。友人回“信,但您没做”。
 
确实,由于《商业银行法》43条的规定“银行不能持有科技公司的股份”,因此银行们未能主导这场金融创新。“这是不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造成的。”来自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在2017’朗迪中国峰会上如是介绍。在他看来,Fintech们反而可以在满足监管规定的条件下获得金融牌照并从事相关业务,这样才造成Fintech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是谁给了谁的机会?
 
是银行给了Fintech的机会?孙国峰所长给出的原因可能是全部理由之一,但显然并不是全部。
 
仍以蚂蚁金服为例,它的前身是支付宝,而支付宝最早则是2004年淘宝网的交易结算部门。在另一本由媒体人由曦完成的《蚂蚁金服——科技金融独角兽的崛起》书中曾披露,2004年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电子支付牌照也没有放开,自己建立一个支付体系,既面临法律的风险,也面临技术的难题。
 
2004年1月的某晚,还在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马云给同事打了一通电话,他只谈了一个事,就是要求马上启动支付宝。末了他加了一句“如果要坐牢,我去。”
 
支付宝及蚂蚁金服后来的发展证明了马云“冒险”的价值。阿里巴巴前高管波特·埃里斯曼曾指出:当时马云很自信,坚信一旦支付宝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开展直接支付服务,而随着支付宝的普及,有一天,它终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
 
上期本刊发表的《联姻Fintech,银行不差钱?》一文展现了近期余额宝规模达到1.43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之后,反观国内向来被认为吸储能力最强的四大行以及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近年来个人与公司活期、定期分类存款总额持续走低以及全国按地域划分的客户存款结构的下滑态势。至少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余额宝年底超中行个人活期存款规模”这句绝非空穴来风。
 
穆迪7月底的发布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Tech们自身的实力:全球现金储备最多的公司是五家Tech巨头——苹果居首,其现金储备增加至2460亿美元,排在二到四名的依次是微软、alphabet、思科和甲骨文。而且最为可怕的是与之前数据相比,他们正变得越来越有钱。
 
现金流之外,Tech们自身的成本管控与造血能力也相当值得期待。蚂蚁金服首席架构师胡喜介绍“目前蚂蚁在全球的实名注册用户数达6亿+,单笔交易成本为1.7分钱,未来将压缩到1分钱之内。”来自媒体的报道:尽管非上市公司没有披露业绩数字,但支付宝手续费目前是蚂蚁金服最主要的营收来源;其次,小贷(花呗、借呗等)产生的利息收入;再次,理财板块(例如余额宝)产生的盈利分红以及蚂蚁聚宝代销基金、保险产品获取的手续费,以及一些金融机构使用蚂蚁金融云所支付的使用费等。不同于传统银行机构,整个蚂蚁金服的收入来源分散但想象空间巨大。
 
“我们本来以为传统银行业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业者会打起来,但他们现在却联姻了。”在零壹财经新金融夏季峰会上,来自上海交大普惠金融中心主任的费方域笑着说道。
 
有声音认为6月以“BATJ+四大行”为代表这场豪门婚姻,其实并没有外界猜想的那么多心机。正如由曦所认为,如果没有工商银行杭州西湖支行在支付宝发展初期的全力配合,任何轻微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使支付宝这棵幼苗“胎死腹中”。从蚂蚁金服十几年的发展过程看,它始终离不开和银行体系的合作。因此,Fintech是对传统银行的赋能而非颠覆,这种“联姻”也好、“和亲”也罢,更像是各取所需。
 
“金融业的管理水平不高,但IT水平一直都很在线。对各类型的IT系统集成商或解决方案提供商来说,银行的IT部门向来是他们的大客户。”某位财经类杂志的总编这样点评,“对照互联网,银行们缺少的是场景、是与用户间实时的互动。现在是某种变化的前奏,使交易发生如操作系统般换代的技术,正在逼近那个拐点。”
 
站在更为专业的金融角度,在零壹财经这场峰会上央行科技司原副司长李晓枫,表达了自己对Fintech与传统银行关系问题的看法。“移动支付扫码和消费信贷网络借贷都在进行,对我们国家来讲主要冲击的是零售业务、支付、网贷和消费信贷,对银行的公司业务其实没有太大的冲击。对银行而言零售有两个最重要的资金端,人们的工资存款仍然很宝贵,最好的房贷业务仍然在银行办,最重要的零售业务还是有生命力的。”
 
什么是金融科技?在李晓枫看来实际上是六个技术,“现在来看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成熟度还是不行,目前对银行有意义的是前四块: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和生物识别。”
 
而金融科技能够产生的业务到底是什么?“其实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把金融科技创新业务分成为四大类:支付结算、存贷款和资本募集、投资管理和市场设施。业务还是这些业务,只是方式更多元了,现在支付结算,出现了移动钱包、数字货币,从业务来讲出现了一些新的细分的业务,以及花样和模式这是金融科技的特点。”
 
既然决定性的时刻还未到来,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常常运用的“和亲”之术,正所谓“汉家议就和戎策,差胜防边十万兵”,但如果真有一天杀场骋驰,最有可能倒下的,会是谁?              
 
“颠覆”之忧者,中小银行也
 
前有大银行、后有Fintech,广大的中小银行们显得很焦虑。
 
在金融城主办的“Fintech时代的消费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上,包商银行行长助理刘鑫曾分享过一段亲身经历。
 
好朋友问刘鑫,“包商银行这么小,互联网金融需要迭代开发,你怎么实现迭代开发?”其实这是一个关于中小银行转型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刘鑫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问而是选择往前自问了一句“那我需要不需要迭代开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包商银行需要开发但又没有能力建起来,“我干不了,可以找别人做”。
 
“例如,微信发红包的底层就是一个转账业务,在我们银行没有充值提现之说之前,这就是一个转账动作。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除夕夜五六个小时的业务量交给在座的各家银行,哪家能接下来?如果接不下来是为什么?是不是从来不认为这种需求是我们要满足的客户需求?是不是我们原来眼里面没这个活儿?”这是刘鑫对朋友提问的反思。
 
回到技术层面上,当时刘鑫也对数据处理集中式改成分布式的银行可行性,请教了很多人。“如果客户的这种需求分布式可以满足,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在选择集中式?”刘鑫纠结了很久、也问了很多人,直到问到“有银行用分布式吗?”得到的答案是好像还没有,“那咱也别当小白鼠儿了”,刘鑫“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纠结。
 
从刘鑫的分享中,不难看出此消彼涨间的某种“注定”。
 
脱胎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城商行、农商行,在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扩张后,从资产规模的硬指标看,截至2017年4月,我国银行业总资产232.3万亿元,城商行和农商行分别占比12.6%和8.7%。城商行总资产2016年末达到28.24万亿元;数量最高峰时达150家,兼并重组后也有133家。而农商行方面,截至2016年底,全国农商银行总计1055家,资产规模20.2万亿元(来自银监会的数据)。不过,1055家农商行资产规模分布不均,有5000亿元以上堪比城商行的大型农商银行,也有100亿元以下的小型农商银行。资产规模最大的农商行为重庆农商银行,2016年底资产总额7870.5亿元,最小的农商行为黑龙江呼玛农商行,资产总额仅为11.2亿元,两者相差700多倍。
 
在去杠杆与“缩表”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和周期性产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银行首当其冲受到打击,集中表现在为两方面:
 
第一,高利润时代结束且分化严重。
 
城商行一季度资产利润率已跌至全行业谷底0.88%,明显低于同期国有大行的1.15%。民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16年末,有3家城商行资产增速为负(分布在辽宁和宁夏),39家城商行利润增速为负。今年2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显示,受访的银行家预计,未来三年的城商行营业收入与税后利润将明显下滑——接近九成的人预计两者增速将低于15%,约七成的人预计将低于10%。
 
第二,利润减少,无法补充资本金,股东们面临流动性紧张,甚至股东易主。
 
6月1日,主做汽车金融的微贷网2.8亿元入股山西阳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银行”)。根据澎湃的消息,这家P2P平台于今年4月认购位于1.4亿股,每股作价2元,目前持股比例为9.76%,成为第一大股东。无独有偶,江苏某家资产总额为324.74亿元的农商行,其参股企业转让手中所持该农商行3000万股,每股不低于2元出售。虽然最终这笔超过6000万元的交易,因某广东地区的P2P平台无法控股而决定放弃,但这家农商行股东方仍“十分急于出手”。
 
具体来看,资产利润率低和不良率上升以及此前IPO停摆,都消磨了股东们对中小银行资本回报的信心,尽管少量银行也以登陆H股、发行优先股、发行一级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进行缓解,但体量远远不够。部分中小银行试图向金融科技等方向转型,但存在概念不明、技术不灵、人才不强等问题,有的则简单停留在“理财超市”概念上。
 
利润缩水、转型不利,仅仅改一个数据处理方式为分布式都需要“问这问那”、困难重重,诚如李晓枫所言,一旦人工智能及区块链技术拐点到来,未来中小银行命运堪忧。
 
分层与清场
 
不要意外,有清场之忧的也包含很多“Fintech”的名字,如果他们把身上的马甲脱下,可能看的更清楚。曾经的小贷或是更为“古老”的典当是他们身上褪不去的刺青。
 
从去年开始“无场景不金融”到“金融还是互联网,到底哪个基因更重要”,讨论的背后,折射出中国最底层、最大众的民间金融服务业者面对未来,对自己的重新校定。
 
技术对他们同样处于渴求状态,但至少现阶段更多业者诸如对风控这样核心部件的学习对象锁定为传统银行。记者有幸做过几场Fintech峰会或圆桌讨论的主持人,当与现场业者聊起风控时,你可以感觉到从抵押贷到信用贷,新金融确实与传统金融相比更为强调客户与效率,然而单就风控而言,并没有看到太根本的区别,特别是纯线上的信用贷。在信审时,平台风险判断仍旧主要来自于诸如工资水平、从事行业等“个人收入稳定性”维度。这跟我们与银行打交道、申请信贷,差别并不明显。
 
对于这种“矛盾”的感觉,一些网贷业者也给出自己的解释。沐金农CEO王曾观察到一个很细微的变化。“现在我们这一行的信审人员不太吃香、很难找工作,这是非常边缘的一个变化。随着消费金融中非常小额分散纯现金贷的出现,已经不需要信审员了,因为借款量非常小、笔数非常多,可以用机器来做这个事情。像我们公司的信审人员就在急速的下降,原来我们有50人,现在只有5个人,CRO跟我讲用机器审结果跟人差不多”。
 
这个减员变化,在财务体系被视为成本和内控的管理,在反欺诈技术提供商同盾科技联合创始人马骏驱眼里,这是某种“不得不做”的选择。“金融越来越碎片化,你不选择自动化做风控,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但是可以想象,能够采用诸如同盾这样第三方的指纹设备、主动规避人为风险的平台,资金投入将是持续性的,而一般低门槛、低身段的平台是难以为继。
 
来自技术的清场外,还必须面临监管政策划定的生死线。7月初,银监会“824”监管细则规定的一年整改期被延后至2018年。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透露出两点信息,首先,太多平台没有实现银行资金托管;其次,太多平台没有解决好大标存量与增量的关系。监管方也不想“一刀切”造成误伤。但不可置疑的是,来自监管的态度正在变的越来越严厉。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各种沸沸扬扬的声音背后往往是截然不同的想法。“武富士之殇”,这是记者入目最为难忘的真实案例。
 
今天中国消费金融的兴起,其实隔壁的领国日本在20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情景。1999年,武井保雄以78亿美元资产力压孙正义登顶“日本首富”,靠的正是自己名下的消费金融公司——“武富士”,这是一家由武井保雄在1966年创办、从事小额消费贷业务的公司。
 
日本的消费金融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雏形为百货店开展的按月分期付款服务,主要推动者以零售企业和百货商店为主。随着城市化的大发展、日本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武富士的业务量和规模进入快速扩张期。1998年,武富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但长期存在的多头借贷、利息过高,暴力催收及借贷人权益受损事件并未因“行业正能量”而改善。
 
八年后日本最高法院发布《利息限制法》,规定消费贷款公司的年利率不得超过20%,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实施日期为2010年6月18日。
 
武富士需要退还的借贷人涉及约200万人,涉及金额超过2万亿日元(约等于当时240亿美元)。2010年9月底,武富士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当年10月,武富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摘牌退市。时至今日,早已关闭的武富士网站依然保留一条热线,等着曾经的借贷人打电话去拿多交的利息,而武富士的缔造者武井保雄在这场消费信贷改革年到来时已经离世。更令人唏嘘的是,如今日本的消费信用贷萎缩到2006年前规模的50%左右,严厉的政策监管下,整个行业没落了。
 
有人把这种清场解释为“行业挤泡沫”,但如果技术改造成本与监管网口收紧双重作用叠加,到底是会促成真正有实力的寡头出现、还是上演中国版“武富士之殇”,在资本的追逐下更多是蒙眼狂奔。
 
“中国金融改革之难,难于上青天。”也许笔调有些悲观,与今天Fintech大热的局面不太搭,但我们更愿意做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还是回到开篇的蚂蚁金服,打开其明星产品“借呗”负责人陈怀晟2004年的硕士论文《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他针对银行中小企业的信贷放审意愿不强做出的几点分析(诸如手续复杂、评估公证收费过高),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然而正如他本人经历的招行零售基础客户部职场生涯——当年招行信用卡也是利用Tech创新,将一些原本没有“资格”申请到信用卡的用户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使信用卡不再只属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一样,在这场新金融+新技术交织的洪潮中,无论有谁掉队,也改变不了大势到来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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