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改革难度非常大改革需一代新人

来源:《财经》 作者: 日期:2017-05-24 编辑:admin       发送给好友     打印     收藏    返回首页    

中国的双重转型,体制转型是关键。因为一旦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它对经济的控制肯定是经济和政治合一的,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3月18日,在2017年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接受《财经》
 
  过去30年里,每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都有这位经济学家的身影。前15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从2003年春天开始,他是全国政协常委,连任两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0年风云变幻,他的一言一行常常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也曾身陷争议甚至屡遭“炮轰”。不过他不以为意,因为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勇气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87岁的厉以宁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把自己30年里参政议政归结为四件大事: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扶贫、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厉以宁说,“中国改革一直没有停止。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回头一看,我们又上了一层台阶。”
 
  在厉以宁看来,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的艰难,也要看到改革在不断进步,不要悲观”。
 
  “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代新人。年轻人到基层去,在基层边工作边学习,将来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厉以宁说,“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
 
  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
 
  《财经》(博客,微博):在过去30年里,您参加了30次全国“两会”。前1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主要做哪些工作?
 
  厉以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参与立法,一个是推动股份制改革。
 
  人大的工作重点是立法。我参加了一些法律的审定,如《民办教育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也参与起草了多部法律,主要是《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提议制定《证券法》。他认为,《证券法》涉及面广泛,不宜由某一个部门主持起草,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的专家主持起草。1992年成立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我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后,我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继续负责《证券法》起草工作。《证券法》起草前后长达七年,最终在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六次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了。
 
  《财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问题迭出,亟须制定法律来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
 
  厉以宁:是的,《证券法》的出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正因为它重要,涉及利益复杂,所以关注者非常多,争论也非常大,易稿不下数十次。从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证券法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证券法》后来有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全国人大组织专家起草的法律,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开启了先河。从那以后,人大的立法逐步从过去的部门立法转向有专家参与的立法,某些法律还是由专家组织起草的,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财经》:1999年全国人大开始起草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长也是由您担任的。
 
  厉以宁:最初这个法律叫做《投资基金法》,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和非证券投资基金。但是由于争议实在太大,后来决定先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方面的争论比较少,非证券方面下一步再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由我来负责。初稿写成以后,受2001年前后股市惨跌的影响,人们怀疑出台这部法律对股市是否有利。我的回答是,有法可依当然比无法可依好,从长远来说肯定是有利的。经过几次审议,2003年10月28日,《证券投资基金法》最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基金运作,促进基金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财经》: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您就积极提倡股份制改革,因此被称为“厉股份”。但是,股份制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
 
  厉以宁:争论一直很激烈。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股份制快速发展,不过还是有曲折。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提出国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但是文件中没有肯定股份制。
 
  股份制的实际推行也不顺利,因为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对股份制是有疑虑的。所以,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搞了许多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做法,包括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等措施,五花八门,但是实际效果仍然不令人满意。一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财经》:1997年就提出“混合所有制”,近年来国企改革再次提出要推行“混合所有制”。从这个角度看,股份制改革的成绩并不理想吧?
 
  厉以宁:股份制改革的成绩应该肯定,它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言,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表面上看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很多名不副实,并没有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不过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仍然碰到了一些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进行多元的、多种形式的投资。可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上面让我搞我就搞,你让我跟谁谈判我就跟谁谈判,对产权激励躲得远远的,以免被指责国有资产流失。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必须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国有企业必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为此,就要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这样国有企业才有真正的前途。
 
  参与扶贫,为民营经济鼓与呼
 
  《财经》:2003年,九届全国人大结束后,您转到了全国政协工作,先后担任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十多年里,您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厉以宁:主要也是两件事,扶贫和民营经济。
 
  2003年7月起,我担任毕节试验区第四届专家顾问组组长,后来又担任总顾问。毕节试验区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 试验区,旨在挑战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大难题”。十多年以来,我多次到毕节试验区考察、调研、讲学。为了提高毕节地区领导干部素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2004年开始对毕节地区副县级以上干部进行培训,为毕节地区的改革提供人才支持。学院的许多教授、副教授都有去试验区讲课,同时我们也帮助当地建立了6所希望小学,同时联系了一批大企业安排新员工赴当地学习支援。
 
  《财经》:毕节属于贫困山区,被联合国有关专家结论为“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喀斯特地区,多年扶贫效果如何?
 
  厉以宁:就是在这样的地区,毕节试验区探索出了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协调、和谐发展、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路子。毕节是贵州乃至中国西部类似地区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经验对其他贫困地区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财经》:我注意到,在毕节扶贫中很注重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民营经济的争论很多,例如民营企业家“原罪”论就曾经甚嚣尘上。
 
  厉以宁: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后,就非常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当时民企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比如民企跟国企间发生了债务纠纷,如果是国企欠民企钱没有还,这是商业纠纷;如果是民企欠国企钱没有还,这是侵吞国家资产,是有罪的。这就不公平了。
 
  2003年下半年,我担任全国政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带领调研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我们调研组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上报国务院。一年多以后,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了“非公36条”,要求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财经》:“非公36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遭遇了重重阻力,因为存在各种“玻璃门”、“弹簧门”。
 
  厉以宁:所以,2010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新36条”。它对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
 
  由于陈旧的思想意识等各种阻碍因素存在,发展民营经济并非易事。现在民营经济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需要继续推动。
 
  《财经》:哪三个问题?
 
  厉以宁:第一,明确产权保护。当初民营企业在体制的夹缝中生存,很多产权不清晰,所以后来出现各种问题。产权保护的首要问题,就是以公平作为核心原则,不管是公有还是非公有的,都要一视同仁地进行产权保护。只有让广大的民营企业家感到自己的产权是有保障的、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们才会增加经济活动的动力与活力。
 
  第二,妥善处理民营经济产权的纠纷。特别是对历史问题,要依照去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来处理。这样做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和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对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非常重要。
 
  第三,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创新。创新、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没有企业家精神创不了新。只有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才能促进创新。
 
  《财经》:从旧“36条”,到新“36条”,再到去年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自己的财产财富缺乏安全感,对企业前途没有稳定的预期?
 
  厉以宁:很大的原因是企业家对国家政策缺乏了解。对当前的政策,不仅是行政管理部门要学习,民营企业家自己也应该学习,不然的话老想不开。最近全国人大通过了《民法通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一个重要保证。这些都应该好好学习。
 
  《财经》: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毕竟是弱势群体,政府的责任更为重要。
 
  厉以宁:政府首先要方向明确,最核心的是产权问题。有产权保护,投资者才有安全感、才有积极性。落实产权保护制度,保障财富安全,然后再让民营企业家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企业家老是害怕,一有空就往国外转移资产,就不可能投资兴业。
 
  对民营企业家来说,也一定要对国家政策有清楚的认识。新常态下,政企关系要重塑。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要做到三个字“亲、清、净”,亲近、清白、干净,这样就不怕了,就能够轻装上阵了。
 
  改革需要一代新人
 
  《财经》:从人大到政协,您关注四件大事,它们的主线是什么?
 
  厉以宁: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自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也有多种多样的曲折,但是中国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回头一看,我们又上了一层台阶。
 
  《财经》:1987年国家体改委委托一些课题组,搞中期改革规划,当时您是其中一个课题组的负责人。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当年在搞改革规划时有没有意识到改革会搞这么久?
 
  厉以宁:我们都知道,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弯弯曲曲的。不过我们谁都没有讲出来,否则,人家就会觉得你们搞改革的人都没信心,那他们更没信心了。虽然不讲,其实大家心中是有数的。
 
  《财经》:当时您想过没有改革的时间表,是20年、30年,或者50年?
 
  厉以宁:没有想过,只是觉得改革不容易,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推。
 
  我在人大就知道,立个法有多难。1980年前后就开始土地承包,可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到2002年才出台。记得在制定这部法律时,对于草案如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几种方式有不同意见。后来我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其他一些委员一起,坚持提出要将“入股”写进去。最终通过的法律里加上了可以“股份合作经营”这一条。事实上,入股这样的做法在农村早就已经有了。
 
  《财经》: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于改革的信心并不是特别强。因为他们觉得改革进展缓慢,远远跟不上人们的预期。从中外历史看,一场改革或变法往往几年或十几年就完成了,像当代中国这样漫长的改革似乎从来没有过。
 
  厉以宁:因为中国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一个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发展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
 
  两种转型的重叠,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那里过去不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只出现发展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
 
  中国的双重转型,体制转型是关键。因为一旦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它对经济的控制肯定是经济和政治合一的,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支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也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舆论环境。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的艰难,也要看到改革在不断进步,不要悲观。
 
  《财经》:在您看来,现在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是什么,中国改革急需在哪些方面有些突破?
 
  厉以宁: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是改革的两大拦路虎。
 
  利益集团认为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映。这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智慧,以中国未来前景、中国未来发展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而停止改革。
 
  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觉得不合适。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了强烈的“制度惯性”,怕困难,担心改革搞不好,总认为走老路是最保险的。老路里搞不出新东西来,必须摆脱路径依赖。
 
  《财经》:今天改革的形势和30多年前不一样,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利益集团和路径依赖是“硬骨头”。
 
  厉以宁:两个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一方面,要有壮士断腕的手段和决心。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培养一代新人。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代新人。年轻人到基层去,边工作边学习,将来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财经》: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都为建设现代文明的国家而奋斗,但迄今为止,在某些方面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在某些方面却还有距离。
 
  厉以宁:改革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必须一步一步地推动,没有捷径可言。我在贵州毕节搞了15年,再加上以前的15年,30年了,毕节还没有完全脱贫。可见,改革是不容易的。我的理想是经世济民,社会繁荣百姓安居。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人经常处于观望的心理,认为个人力量也没那么大,只能跟着大家走。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30年以后的中国什么样子,你能想象得到吗?我相信,那时距离我们的奋斗目标会更近,中国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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